揭秘-448团副参谋长付培德的法庭陈述，与事实有哪些出入？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1979年春天，一纸电报没能送到前线。

准确地说，是被丢了。

机要科的同志把它当成废纸，随手处理掉了。

没人注意到这封命令没送出去，也没人想到它会直接影响一场战斗的结局。

就是这事儿，后来成了448团覆灭的前奏。

那会儿，对越作战已经进入尾声。

主力部队基本完成任务，按照计划开始撤回。

可就在这个关口，有一支刚刚“上岗”的部队，才刚刚进入越南境内。

这支部队就是陆军第150师下属的448团。

说起来有点不合常理，别人都在往回撤，他们却刚进战场。

这事儿还真不是他们任性——而是主动请战。

理由也挺朴素：战事胜利在望，部队训练机会难得，希望能在实战中磨炼新兵。

这个150师，来历挺特别。

大多数人参加战斗前，干的是基建。

他们不是没训练过，只是训练内容偏民用方向。

修桥、铺路、打隧道，样样在行。

真正上过战场的，几乎没有。

所以最初总参是没打算让他们上前线的。

但由于战争进展顺利，高层判断风险不大，就批准了他们进入作战区域。448团成了第一个出发的单位。

刚开始还行。3月6号进驻越南，打了几仗，效果不错，损失不大，战斗力看起来也过得去。

可谁都没想到，真正的难题不是打仗，而是撤退。

那时候，越军虽然主力被打散，但残余部队早就潜伏在山地丛林里，准备伏击我军回撤的路径。

而448团，是少数往回走的部队中，唯一一支没能顺利回国的。

问题出在哪儿？除了那张被丢掉的电报，指挥系统的混乱是个大麻烦。

师部和驻军指挥组意见不一，对撤退路线争执不休。

一个说走主路，一个主张分兵走小道清剿残敌。

结果，命令不统一，部队也被拆得七零八落。

二营被派去达那嘎村附近执行任务，没多久就掉进了越军的伏击圈。

当时地形复杂，通讯被切断，兵力又分散，营救非常困难。

负责带队增援的，是付培德，448团的副参谋长。

他带着一连和七连出发，试图解救被围困的二营。

结果，他们自己也遭到伏击。

这段时间，前线指挥部和师部仍在争吵，谁也没能及时统一调度。

部队在山里被逐个击破，敌人火力压制不断，补给也跟不上。

战斗持续了整整七天七夜。

越军白天用迫击炮、掷弹筒压制，晚上发动突袭。

我军被困高地，弹药紧张，体力透支。

士气也越来越低。

说实话，那时候的情形，确实非常艰难。

有一晚，电台班长殷涛曾劝过付培德：“现在部队士气低，情况又不明朗，得赶紧召集骨干开会，想办法突围。

群众看党员，战士看干部，您是最高首长了。”

付培德没采纳。

他说：“就这点人，在地形敌情我情都不清楚的情况下，盲目出击就是送死。

等救援吧。”

但问题是，救援根本没来。

就在那天夜里，一排排长司福林没等命令，带着19个人从山上突围了。

他们翻过最高的山头，沿山坡走了两天一夜，最后在广西靖西遇上部队，全员安全返回。

而另一边，付培德所在的主力部队，却没能等到转机。

越军火力越来越密集，包围圈越收越紧。

最终，部队彻底崩溃，有人突围失败，有人投降，还有人阵亡。

付培德也在这场混战中被俘。

他被押回国后，接受了军事法庭的审判。

在庭上，他坚持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指挥混乱、信息中断、士气低落。

他说自己已经尽力，坚持了七天七夜，实在撑不下去了。

这话有一定道理。

但战场不只是讲情理，讲的是结果。

同样的环境、同样的敌情，有人突围成功，有人战死不降。

相比之下，选择投降的决定就显得难以让人接受。

副连长王立新，在最后一轮弹药打光时，仍然选择留在阵地，最后被敌军击中。

战后，很多老兵回忆起他，都说：“他一句话没说，站着倒下去的。”

从这一战之后，再也没有人把150师当成“新兵师”。

参考资料：

杨工力、林儒生，《对越自卫还击战中的团参谋长》，《兵器知识》，2017年第4期。

邢月阳、林儒生，《对越自卫还击战中的炮兵团长》，《兵器知识》，201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