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江西省委书记向周总理敬酒，总理举酒杯后笑言：有一个条件

1949年，东北寒风依旧未停，刘俊秀接到那一纸省委通知，身影琐碎地挤在吉林车站等着军列。他是等着南下的。说等，其实没啥选择，不南下就留在原地看天色变幻？命运在那时没有多少浪漫。三月，电报催促——中央让陈正人和他去北平，还没清楚任务是什么。陈正人却自顾自先走了，留下刘俊秀陪贺龙提枪办事。武器运转，旅顺风沙，军装和口音混杂。也没人多问一句下步去哪，大家都心照不宣。吉林到天津，军用列车，只有铁轨响声。等到和陈正人碰头，命令才算真的落地，要去江西。是的，江西。

新中国的地图还像打坏了的拼图，手握指挥权的群像，在南京聚集。陈正人、邵式平、杨尚奎，还有刘俊秀，都是党安排下来江西的骨干。聚在墙皮剥落的会议室，讨论的不只是军管南昌，也是怎么分工。刘俊秀拉下脸皮，组织部长的活计落头上，干部如何调配，怎么培训，谁能用、谁不能用，这都是他的事。组织一散开，每个人带着“尚方宝剑”奔忙，刘俊秀却扎进了丰城县的泥路里。

他脚上沾满泥巴，带着第二工作团去了各区乡。筹粮、支前、剿匪，无数个新词变成了现实的行动。他看不惯地主恶霸欺压百姓，狠话一句赶走了旧势力。贫雇农聚拢起来，中农也被他笼络住。看他在集会上指点，像是在分配剧本的导演。剿匪反霸这一炮打响，背后却也付出了许多代价。到底是不是所有人都齐心协力？其实光靠文件精神远远不够。

时光进入1952年，刘俊秀成了江西省委第二副书记。中共中央把他定为主管农村工作的头面人物。这是个烫手山芋还是稻田里翻滚的蛙声？他选了后者，毕竟前者没人爱。后来在一场农民大会上，他反复强调：“农业生产必须摆在第一位！”报告讲稿摞了一沓，每句都像敲在会场天花板上。干部们不全是肯听的主，但刘俊秀常常一早摸黑出发，自己到田间考察。每到一县，都记小笔记，连对谁说过啥都不会混淆。

有人讲，这些干部其实是脚不沾泥的。可他恰恰相反，周日他不休息，窝在院子里做笔记，翻理论书，背下那些复杂又拗口的话，遇见合适场合作个引用。同时，调研走访足足跑了半年，每经过一地都要留下备忘录。那些年江西农田水利的调度，他能随口说出十几条河流的名字，哪一个地方容易被淹，哪个圆梦田靠什么水渠。

精耕细作、积肥改良，口号喊遍整个江西。但刘俊秀坚决主张“因地制宜办三变”，什么意思？一季变双季、旱地变水田、荒地变熟地。到现在江西很多老农仍记得，当年这“三变”让田野有了烟火气。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成为常规动作。他认准水利工程，连夜调度。搞笑的是，费力气修完水渠，很多乡绅却不理解这大动作，认为影响自家地盘。流言飞满天，他咬着牙坚持下去。谁对谁错，现在说不清，反正亩产就是上去了。

红壤的开发改造，说到底也是他一心想解决农业根本难题。有人批评说红壤难搞、开了也不见效绩。偏偏他不信邪，亲自带着技术人员钻地头、走村落。三年后，红壤连片成田，杂草推平。漏洞不少，可荒田变成了口粮田，这事没法否认。有时候，亲力亲为和瞎折腾之间，其实界线也不那么明显。

到了1956年，江西省决定搞两座水电站，说是解决水利问题，其实没几个人真懂。有一阵子，他天天泡在工地，现场指挥。修水电站的难，北方人说不清，南方的泥巴分外滑腻。工人一边骂着领导，一边不停开挖。他事无巨细，什么问题都揽身上。水电一建成，他开心地笑了。可这个项目，如果来的稍晚一点，可能就错过了最佳节点。就这样，江西省的农业发展算是越过了一道大坎。

1962年夏，刘俊秀和大军区司令员们在南昌散步。气氛有点古怪，他们来参加东南沿海防务联席会。又要担心国民党来犯，又要担忧粮食后援。几十斤粮食的缺口，听着都揪心。许世友坦言：“我们前线能打仗，就是怕没粮！”刘俊秀答得斩钉截铁：“江西保证前线供粮，咱老表不会亏待子弟兵！”这话豪迈得有些不现实，但在那个节点上，士气比啥都重要。

没想到刚表完态度，毛主席那边就来局了。刘俊秀见到毛主席未敢多言，主席自顾自开口谈粮食问题。说到底，谁都知道，打仗靠后勤，江西被推到风口。刘俊秀信心十足地报出“200万战士一年的口粮”，这底气是不是过头了？其实他内心也不是完全没犹豫。毛主席笑着点头，气氛一下轻松。江西的农业数据那会儿一直是全国靠前，官方统计粮食亩产当年700公斤上下。至于数值水分？都有的，谁敢说自己全无水份。

毛主席离开江西那会，汪东兴给刘俊秀打来电话，说主席夸他一通。江西顾全大局，听起来像是政治训词，但在农民家里，最管用的是一口热饭。这么多年，江西的口粮供应不跌反增。换个人来做，会不会一样？其实很难。

周总理也是几次三番来江西，老领导重感情。1961年他和刘俊秀在便宴上拼酒，三杯定三亿斤外调粮。刘俊秀拗不过，连喝三杯，算是把话砸实。旁边的人劝他，先喝了再算，这事情谁都明白，政策协调有大致空间。那时全中国都缺粮，多送三亿斤并非小数。谁都说江西能完成，真要做成，底下多少干部铁了心拼？没人点破。可结果还真落实了。是人情还是责任？没个完全答案。

1967年以后，风云变幻，形势越来越复杂。周总理特意把刘俊秀接到北京，安排参加国庆活动。1968年他向毛主席请示后，终于回到江西工作。此时的他不计较职务高低，谁叫他脾气拗、有点轴呢？但做事实在，老干部们车子不够用，他直接找国务院硬要来了100辆吉普，算是解决了实际难题。

1972年，刘俊秀又负责全省农村，已然七十多岁的老人，巡查不停，基层干部私下说，这老头子比我们还拚命。其实他有时也打退堂鼓，想着是不是换个年轻人上来更合适？可又舍不得手头的实事。1973年江西遇到特大洪水，长江水位暴涨。省防汛总指挥刘俊秀第一时间赶到，指挥堵口，动员人力，方案变了又变。半个月下来，全省军民一块拼命，九江南昌没被淹，农业也保住了。讲真的，这一仗赢得有点险。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重心转向现代化。刘俊秀已是高龄，下田下乡的劲头没减分毫。即便后来调整岗位，他还在关注农村改革。包产到户的政策一出来，他二话不说全力支持。过渡期时，由于怕闹乱子，他也有些迟疑。其实不光他，很多老干部都这样。人老了，眼界反而不容易再放宽。谁也无法保证每一件创新的事都能顺利实现，但江西的联产承包就是在这种既犹豫又鼓励的大氛围下推进下来的。

到1982年，他退居二线，依旧操心。江西要抓开放、对内搞活，老干部的经验值钱，但有时候不被新班子买账，他气过，但也就随他们折腾。这几年，他建议抓住赣江沿岸建水电站，让国家和海外侨资多投点。是不是都有回报，未必，但气魄在那摆着。

1985年刘俊秀病逝，终年81岁。有人觉得老一辈革命家太强调集体，个人情感都被稀释了。但看刘俊秀的一生，不拘小节，还是有烟火气。偶尔钻牛角尖，偶尔自我矛盾，说出口的承诺不会轻易食言。有时行事过于激进，反而撞了南墙。不过，他的努力不得不说，推动了江西土地和农业的格局变化。

这么多年过去，江西的田野和城市都印着他的痕迹。粮食仓库变满，水利工程横跨大地。有人说，功劳不是一个人能撑起的。然而有些节点如果没有他，结果很可能大相径庭。人不能十全十美，刘俊秀也一样。可是他那种倔劲和急脾气，在那个时代就像一颗钢钉。说到底，时代需要怎样的人？谁也没法一口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