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委原第一书记，54岁被“打倒”，72岁官至副国级，活到92岁

马文瑞，2004年初，安静地走了，在北京的一个冬日。那一年，他已经92岁，比大多数老陕都活得久，比他少年时在米脂县的小孩子们也都活得久。很少有人现在还记得他的样子，可是在陕西，许多老人一提他，语气里会带点骄傲。不是所有人都能一辈子和历史拉上关系，他做到了。有人说他一生低调，可事情本身就不允许他高调，他是那种笨拙又执拗的陕西人。

1912年，正逢乱世。他出生在高家坪乡，四处都是光秃的山，沟里只有二十多户马家。他家祖上在那儿种地，马家塌搬过来的，听说是为了逃灾。祖父马沼兰别的人没指望过，靠着种地挣口饭吃，不指着老天赏饭。有人说他能带着一乡人做生意，但到底做得怎样，没人追究。他一度被选做小区长，算盘打得响——实际生活却并不宽裕。

马家门上，那个时代有人送来一块“公务勤劳”的匾。县里知事，可能心情好时写的。后来家里开了一间杂货铺，叫“公盛源”，外村人也都沾光。马家那几年算过得去了。可事一到转折，像谁摔了跟头，马家也跟着败了。陕北干旱闹的，粮食也没了，地也荒了，饥民到处爬山越沟找点能吞下去的草根。马文瑞母亲早死，祖父母看着孙子，外边天烂出洞，家里点油灯，一切都模糊。他之后多年回忆起那段时光，说自己吃了米糠、野菜，树皮，有时嘴里咀嚼只有苦涩。他心里存的，不止是饿，还有一种拗劲，要把这个倒霉地方变一变。

有人认为，一个农村穷孩子能拿什么东西改变世界？但18岁，他进了共产党。那是1928年，米脂的山路没变，党却在寻找真正能干活的人。马文瑞喜欢听祖父摆弄县里的那些事，他接过了家族关于“做事”的希望，慢慢变成党内的骨干。他干得很不安稳，土地革命时一天一个样，有风有雨，经常夜里流汗醒来。他没什么豪言壮语，有时候也胆怯。可陕北需要人的时候，他就得站出来。大家都说他有大局观，其实他自己常常困惑，一件事要做，大家都不看好，他只好咬牙硬做。

肃反运动，陕北的红军打着旗号反敌人，却先把自己人整得七零八落。眼睁睁看着老战友成批消失，气氛压抑得叫人喘不过气来。马文瑞差点也搭进去，要不是毛主席路过，事情会到啥地步？他一直提到那一次，说自己命大。但陕北几乎没人没经历过失去，大家都捏着命根子，过一天算一天。

故事没停下来，抗日战争，内忧外患。他调来调去，从陕北西部党委书记、军分区政治委员再到联防军旅政治委员、中组部部长。那时候他刚好三十多岁，人生最能拼的时候。他在延安有过高光时刻，毛主席也写过“密切联系群众”六个字给他。你说这个奖状有啥用？他一开始自己都觉得像是笑话，谁不说自己联系群众，他不过是熬过了饥荒，记得那点苦罢了。

其实谁都知道，延安岁月不是什么意思都如意。大会小会，大家都以为组织决定才是最高指令，马文瑞偶尔也纠结到底听谁的。他见过许多话说得好听但能不能做的再说的干部，有时候慨叹自己其实也有被裹挟，但你不干就没人干。

1949年新中国成立，接下来就是1954年那场大会。政务院变成国务院，周恩来当总理，马文瑞去政协开会，会上宣布他当劳动部长。他自己都一头雾水，以为搞错了，急得打电话问。组织部说没错，就是他。有人笑说大事从来不通知本人，是怕想多了不干。其实马文瑞对这件事也没啥豪言壮语，只觉得接下来拦不住了，上班就是干，每天得有人拍板。后来他回忆说，那是自己一生极重要的经历，说得平淡得很。

他干了十二年劳动部长，是不是做得很好？外人褒贬不一。他说话慢，也不善拉关系，可他决定的劳工制度，后来影响倒挺大。有些人觉得他太守旧，固执，不圆滑。北京的饭局不是他擅长的场合。西安人都相信老马是实在人，北京人有时候觉得他有点轴。但轴才是陕北人的本事？

文革一来，局势陡转。1967年，他被打倒，下放，几乎要没了。他不得不承认，这段日子里，自己的脸皮也薄过，日子很煎熬。直到1973年，周恩来下批示才回家。此后再出山，他低调多了，有些事不愿再提。他到底没能彻底释然，家人看得出来。他只字不提自己这段遭遇，他习惯把苦憋在心里。

1977年之后，他又回体制里，国家计委副主任，党校副校长。到1979年，派回陕西当省委书记。这次，他不再拘泥于往日条条框框，反而变得灵活。城市计划，一摞摞项目被他拍板，修古城墙，迁机场，黑河引水工程，体育场、博物馆、火车站。陕西老百姓记得他是因为这些具体的活——这些活今天还在用。旅游业发端，他其实没怎么想过那是“改革”，只是觉得陕西那点资源不能糟蹋了。

有人说他在陕西拉了一大摞朋友，说得不实在。其实现场好多事他根本不懂，机场迁址那次，还多亏邓小平一句话顶了上来。他经常一件事干到一半说咱们别干了，谁知道能不能成，结果年年评优还轮不到自己。可结果偏偏都能收尾。你说他有远见？其实他本人并不信这些，陕西人就图个实在，能过日子就行。顺便说一句，他的家风也挺低调，没啥浪荡子弟。

2004年，马文瑞在北京去世。临终那几天，不怎么能说话了。他要了笔和纸，写了简单几个字：“我想延安。”旁人都觉得感怀，可知道他的人都明白，他根本不是矫情，而是想家。这种普通又稀奇的感情，大多数人或许一辈子也体会不到。延安和北京，两头都是归宿，可是归根到底，他还是那个米脂的穷孩子。有时候一个人最念念不忘的其实不是辉煌，而是最艰苦的地方。

马文瑞的一生，不像史书上那些闪耀的被赞誉的重大节点，而是一个人总和命运去拧巴、去顶、去撑。陕西遇到走不动道的时候，有个声音告诉他们：他来过。他做的事，也许没人记得具体几项，也许省里每一个改变都平平无奇。但在关键时刻，没人敢说他让陕西掉队。

谁也不能说，倘若没有他，陕西这些年会过成什么样子。但细看那些年留下来的决策和成果，你会觉得事情已经足够好了——当然也有不足，有些秧歌搞得太多，效率没上去，该有的遗憾始终难免。有人说他为陕西出了力，也有人说只是沾了改革风气。每个人看法不一样，谁也不能确定自己说得绝对对。

说到底，他跟别人不一样，也没完全脱离那个时代的局限。不是所有人都记得这位陕西汉子的脸孔，马文瑞这三个字，今天在互联网上被搜索出来的次数并不多。他晚年没有选择大肆回忆过去，也没有不停出席什么剪彩活动。他留给后人的，只是一句很朴素的话和一串具体做事的痕迹。

也许真正能记住他的人并不多，很多历史的变革也不属于个人可以左右。他做过的选择和留下的遗憾并排，错和对都掺在一起，不必总结得太清楚。